“敦，大也；煌，盛也。”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邱华栋最新作品《敦煌变》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。小说以洞窟实景和壁画故事为骨架，塑造了十位身份各异的人物：沙门、凶徒、画匠、女子、士兵、商人、粟特萨保、刺客等，各色人物在石窟内外交织命运，覆盖一千八百年间的丝路历史。

　　从都市文学转向西域历史

　　邱华栋祖籍河南，1969年出生于新疆昌吉，1992年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工作。以城市文学创作为核心特色，他先后为读者带来《北京传》《教授的黄昏》《十三种情态》等长篇和中短篇作品，以及散文、随笔、游记和诗集等超过一千万字。

　　年过五十，邱华栋风格为之一变，从都市文学转向西域历史。一方面，他坦承，随着在一个城市生活久了，对环境的敏感度会慢慢弱化；另一方面，少时在新疆的生活，白雪皑皑的天山主峰和荒凉的戈壁沙漠，在生命的年轮中留下深入骨髓的刻痕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样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。他用几十年的时间阅读西域历史地理的材料，家里大概有两柜子、一千多册相关的书籍，包括两千年来的各种史料、地方志、植物志、河流传记等。

　　“虽然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，但还是不自觉地一直在读。”直到邱华栋迎来那个梦——“梦见一位少年站在天山脚下，远远看着巍峨的博格达峰。那个少年显然就是我自己。醒来后我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是一个50岁的人，但也突然觉得，我好像有了能够书写新疆历史的能力。”

　　新疆长大，湖北求学，北京工作。邱华栋此前曾感慨自己“没有文学意义上的故乡”，而毕飞宇的王家庄、莫言的高密东北乡、迟子建的漠河、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是他们各自的文学原乡。一旦寻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从2018年到现在，邱华栋先后爆发式完成了《空城纪》《龟兹长歌》《敦煌变》三部长篇小说。

　　一颗石榴带给他灵感

　　开头总是最难的，直到一颗石榴给他带来灵感。“当时不知如何下笔，主要是困于如何结构全篇。当一位新疆朋友寄来一箱石榴，我就想到这石榴是当年张骞从安息国带到长安的，而石榴的结构约有6到8个子房。轰的一下，感觉积累了30多年关于西域历史地理的所有材料，在我脑子里瞬间就活了。”此后，邱华栋用6年时间写完长篇小说《空城纪》。

　　写完《空城纪》后，邱华栋意犹未尽，就把《空城纪》里的“龟兹双阙”扩充成一个小长篇，由此诞生《龟兹长歌》。在书中，邱华栋用细君公主的琵琶串联起从大汉到二十一世纪的漫长时光，从西北到东北的中国大地。“两千多年的悠悠岁月、几万里的路程，变成了一首长歌，这也是一首写给中华民族的歌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不同民族持续碰撞、深度交融，逐步发展成如今的模样。这段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，为当代作家们提供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写作素材。”

　　最新出版的《敦煌变》没有采用宏大的历史叙事，而是聚焦十座具体洞窟中的人物。邱华栋将小说的结构比作“手串”——“第一颗珠子和第十颗珠子首尾呼应。”他表示，自己力图写出厚重历史中的“轻逸”之感——“用想象力让厚重的历史石窟腾跃起来、丰盈起来、生动起来。”在这部小说里，他还解答了一些具体问题，比如敦煌壁画是怎么画出来的？干壁画和湿壁画两种画法有什么区别？

　　小说中有一个贯穿首尾的人物“赵娉婷”——开篇第275窟中，她是令狐安出家前的未婚妻；末尾第17窟中，她变成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同学。两个同名但相隔一千八百年的女性，以这种方式首尾相连。邱华栋这样解释：“大多数游客在敦煌，很难建立对敦煌更加深刻的联系，转一转、看一看也就走了。而一定有一些人，和敦煌莫高窟的一个个洞窟建立了情感的、血缘的、生命的、命运的深刻联系。”

　　尽管事务繁忙，但邱华栋已经在筹备第四部西域历史长篇小说《北庭大书》，计划以小人物视野将九场两千年之间发生在北庭的战争，写出中国大历史的纵深之感，呈现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互嵌共融、共同繁荣发展的壮阔图景。“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戈壁边缘，那些人去楼空的荒芜景象，总能引发我不绝如缕的文学想象。”邱华栋说。(完)(《中国新闻》报记者应妮报道)